集市是人们贸易有无和商贾凑集的场所，集贸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

(一)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生产与生活资料，有些是需要购买的，有些是需要出售的。集市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集市贸易的雏形或源头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井旁早市和森林边缘的日中为市。前者是部落内氏族与氏族之间最简单的货物交换，后者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原始高层次的交换。这种市场就是后来以至现在的集市，人们习惯地把上集市叫做为赶集。

运城，古称盐贩之泽。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经营盐业。历经汉魏六朝不断发展，到隋唐时期运城一带的庙会就非常盛行，在盐湖区（过去的解虞县、运城县、运城镇、安邑县），比较有名的有四月八和九月九的解州关公庙会、二月二和九月十三的鸣条岗舜帝庙会、二月十五的社东风后庙会，六月六的从善蚩尤庙会等。庙会之外，一些乡镇或大村也多有集会，比如北相会、泓芝驿会、席张会、三路里会、陶村会等。明、清时期，乡、里集日已有定规。民国时期，盛极一时。

集市交易的项目主要是粮食、牲畜、蔬菜、衣服、针头线脑等，每个集市的分工也有侧重。比如北相会、舜帝庙会以牲畜为主，东郭会以粮食、牲畜为主，金井庙会、泓芝驿会、席张会、三路里会、陶村会、上郭会、王范会以蔬菜、摊贩为主，解州关帝庙九月九会以药材为主，还有以油糕为主的腊月二十四小张坞会、以柿饼、核桃、红枣为主的腊月十五西里庄会、以萝卜白菜为主的十月十八汤里会、以甜瓜为主的六月二十霍赵会、以夏收农具为主的四月八解州关帝庙会和泓芝驿会、以黄瓜大蒜为主的六月一半坡会等。有些会，如解州关帝庙会，历史上早有记载。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解县志》载：“隋唐时，解州建起关帝庙，举行祭祀活动。从此，朝野关员、四方百姓纷纷前来朝拜、祭祀，小商小贩从四面八方赶来做生意，客栈、酒店应运而生。及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设州治，庙会有了具体时日，豫西、鄂北的马帮，甘肃、内蒙的驼队，一帮一伙应时而至。陕、甘的马匹，豫、鄂的绸缎、稻谷等，源源输入。历经宋、元、明，到清代乾隆年间，解州庙会与河南百宗庙会齐名，一年两次，会期一个月。每逢四月八、九月九，关帝庙前酒肆林立，商贾云集，经商的，卖艺的，开店的，唱戏的，七十二行各显神通。口外（蒙古）的皮货、马匹，四川的药材，湖北的竹木器具，浙江的丝绣绸缎，景德镇的瓷器等，四方货物云集一市。庙会期间，常有三台戏班助兴，热闹非凡。”把那时的解州关帝庙会的盛况刻画得淋漓尽致。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祭祀活动和庙会时间较前缩短，但逢会的那几天，仍人山人海，人流如潮。

(二)

集市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庙会。庙会起源于寺庙周围，所以叫“庙”；又由于小商小贩们看到烧香拜佛者多，在庙外摆起各式各样的小摊赚钱，渐渐地成为定期活动，所以叫“会”。久而久之，“庙会”演变成了集市贸易。庙会是群众生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庙会是汉族民间宗教及岁时风俗，也是我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和地庙的宗教活动有关。如解州关帝庙会、鸣条岗舜帝庙会、社东风后庙会、从善蚩尤庙会等，都属于此类。

二是古会。各地经年形成的百姓聚汇集市的日子，称为古会。古时，每年夏忙结束、秋粮播种、农家休闲之际，是亲戚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关切夏粮收成、秋粮务作的最佳时期；也是出嫁的女儿携夫引子抽空回家归省娘亲的最好时间。随着慢慢地积习衍化，便在一个个村落里形成了集中在农历的某一天聚会的习俗。加之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农事之需要，物资交流之必须，这种聚会便在夏收前后、播种前后、节日前后、春节前后演变成了集市贸易。因为是很久很久以前形成的，人们便习惯地称它为“古会”。如二月十五南庙古会，十月三十席张古会，清明节、八月十五常平古会，四月三日张良古会、六月二十八中陈古会等。

三是物资交流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部门发起组织的。运城镇是1952年10月19日至11月7日搞的“首届物资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有国营、私营工商业128户，摊贩20户。还有广州、西安、石家庄、郑州、太原、长治等14个省市的贸易团体，二十天成交总额120亿6千余万元（旧币）。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各地政府、商业和供销社都要发起和组织规模宏大的物资交流会。一进交流会会场，卖绸缎布匹的、衣服鞋帽的、估衣旧货的、木器家具的、瓷器盆碗的、各种家电的、风味小吃的，还有文艺表演的团体……行人和货物把会场堵得水泄不通。小贩的吆喝声，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声、表演者的优雅唱腔和车辆受阻叫唤“辟路”之声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乡村庙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集市以经济活动为主。是农村商品购集的起点，也是商品销售的终点，担负着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农产品收购和交易的职能，它对于以商促农，繁荣农村经济，沟通城乡联系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物资交流大会虽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庙会、集市照样经久不衰，而且在许多地方，还兴起了早市或者晚市。

(三)

集市贸易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仅新中国成立后，就经历过三次挫折：

第一次是1958年，农民自留地被收，家庭副业受阻，集市贸易关闭。直到1960年中央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时，1961年盐湖区才恢复了古庙会。因为那时农民重新分得了自留地，政府鼓励社员搞家庭副业，允许组织集市贸易。

第二次是1966年，在横扫“四旧”运动的口号下，不少庙会也被无辜关闭，影响了集市贸易。

第三次是1972年到1979年9月。那时，一些领导错误地把抓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对立起来，只强调抓粮食生产，放松了对多种经营的领导，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关闭集市贸易，即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中会公报发表后，仍固执己见，甚至提出“无事不赶集，赶集快回去”的错误口号，致使我市、我区市场萧条，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严重阻碍了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将近一年后，运城地区才恢复了集市贸易。据《运城市志》（1994年8月版）显示，盐湖区从1979年10月起，才开放了北相、上郭、泓芝驿等12个集市，组织了6次物资交流会，恢复了8个古庙会，到年底，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67万元。1980年，又恢复了解州、陶村等12个农村集市和社东、墩张等12个古庙会，并组织了关帝庙、舜帝庙等5个物资交流会，成交额上升到567万多元。此后，集市贸易点越开越多，物资交流会规模越来越大，有关方面又在运城、解州等地兴建街道售货台、设置铁皮售货亭、又在运城先后开避了乔家巷农贸市场、官巷布匹百货市场、河东市场、二郎庙市场、八一路市场、南环路市场、西环路市场、水果批发市场、蔬菜批发市场、旧家居市场、西环路早市等等。为了发展运城经济，繁荣运城文化，地区行署又决定，从1990年起，关公庙会在运城举办，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是空前绝后的。据首届运城关公庙会前六天统计，八大市场销售总额达1035.64万元，日均172.6万元。

“集市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的交流，二是促进生产的交流。集市贸易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是集市贸易的发展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二是集市贸易本身是新制度的温床。春秋战国时期，通过集市产生了一批新兴商人地主，促进了私有制发展；封建晚期，集市内部也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并催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集市贸易领域拓展，具有开放性，价值规律得到充分体现，因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引自教授陶用舒：《读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因此，笔者认为，集市贸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载体，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集市贸易是中国古代商品交换的先驱，也是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任领导应该认真对待之，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