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八月，我考入了克山师范，它的前身叫萌芽学校，是首届学生全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母校。梁军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请他老人家为自己的学校题名为“萌芽学校”，这个学校，是半工半读性质的，有自己的农场基地。大概，这在当年的黑龙江省内是个首创，因而称之为“萌芽”，意味着刚刚出土的新生事物。

克山这个地方，我去那里，需要在富裕县城倒车。学校耸立在县城的西部——烈士陵园的道南对面，学校的院子很大，也都是砖瓦房没有高楼。

我被分配到三班，一共有四十九名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大城市的只有齐齐哈尔的，并没有哈尔滨的同学，齐齐哈尔的有好几个，具体的，我还记不清楚了。而且，都是女生，没有男生，其他的，就是各个县城甚至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占了班级的大多数。

开学的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大家都是新来乍到，非常陌生，有很多同学是第一次离家的，当时的学校的环境还不太好，未免想家。

班主任叫樊尚选，是个河南人，自称河南选。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但长相很老气，似乎是三四十岁的人，他的个子很高，脸谱很像是类猿人，高高的额头，眼睛很大，而且，还深深地陷入在高高额头之下的眼眶里，厚厚的嘴唇，说话慢声拉语的，但给人一种很和善的感觉。

大概，因为他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懂得如何管理班级，幸好，有个泰来的男生叫杨文学的，可能他的档案里写明了他在原来学校当过干部，樊老师就让他当班长，他就代替老师管理班级。

杨文学是个矮个子，一双小小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他经常站在教室的前面，滔滔不绝，比老师还老师。他还有个外号，叫“贴贴”（读四声），因为，什么事情完了，坏了，他就说“贴贴”。

中秋节那天，樊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述中秋节的来历和意义，下面却是一片哭声，尤其是齐齐哈尔的女同学，听了老师的讲述，越发想家，哭得更厉害了。

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离家，寡言少语，不会与人交往，更不善于逢迎机变，也很想家的。

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之间逐渐地熟悉了，也逐渐地习惯了学校的环境，心理也就逐渐地安稳了下来。

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上课。所开的学科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音乐、图画、政治，还有什么学科，就记不清了。

班主任老师是教语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数学的老师，他是副校长，书记兼校长叫牟宝珍，他叫贾玉金，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他的课，简易，娴熟，听起来非常地轻松，很轻易地就学会了。可惜的是，他教的很短，后来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姓韩的年轻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课，与贾老师的课截然不同，他讲的累，我们听起来也更累，甘学不会。

物理老师，是个老头，说话磕磕巴巴的。政治老师姓李，高个子，是学毛著的红人儿。体育老师叫李有才，细高个子，后来，他不教了，接任的是个山东人，叫于方，长相有点儿像演员汤镇宗，但远不如汤镇宗英俊潇洒，他和学生杨杰恋爱成婚，杨杰唱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于芳跳舞。

化学老师是个瘦小的人，音乐老师高大魁梧，叫赵连英，他不但唱的好，还会谱曲，是个音乐通。

冬季就要到了，远在佳木斯的姐姐，给我邮来一双棉鞋，那鞋，是黑色大绒面料的，很大也很漂亮，姐姐在鞋里装满了块糖，家里也给我邮来了油茶面，我的心里倍感欣慰和温暖。

我虽然少言寡语，不善交际，但也有好朋友。第一个，便是齐齐哈尔的戴国英，她不但和我好，还和我们县的侯淑华好，侯淑华大眼睛，长得很漂亮，有点儿像电影演员王晓棠。

戴国英常常邀我在夜晚出去聊天。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的话就多了起来。第二个，便是龙江县的王淑珍，戴国英的个子与我相似，而王淑珍却是个瘦小的身材，她手很巧，会画画，还会编织。她善于和男生交往，爱说爱笑，我们俩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我们却是合得来。

元旦的时候，忘记了是谁，让我写辞旧迎新的文章，我写了《再见了，一九六五年！》的小品文，被人抄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教室房子的墙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正是要求进步，学毛著的时代。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把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齐齐哈尔的王会彩是组长，成员有我、周振先、徐秀丽、沈定法，团支部委员付国藩来管理，他是个高个子，总好仰脸朝天的样子，情绪富于变化，话很多，而毕业四十六年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却少言寡语。

那时候，唯成分论很严重，说的倒是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这个小组的成立，更使出身不好的我们几个人的思想包袱加重了。过了很久，好像是政治老师提出了异议，不赞成，小组才解散。

班长杨文学，后来到学生会当干部，班长就是张世诚了。张世诚身材高大，面目清秀，脸上总挂着微笑，记忆中的他，不像杨文学那样，他是林甸人。

团支部书记叫刘秀兰，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高大身材。班级有十多个团员，团支部分配一个团员帮助一个青年进步，当然，就有一个女团员帮助一个男青年了。结果，帮来帮去的，有的就搞对象了，但是，没有终成眷属。

有的人，一对一，一对红，红得发紫了，罗曼蒂克，但是，上头对此没有反响，而迟淑珍与于明启谈了恋爱，受到了批评并责成迟淑珍写检查。

同样的情况，却有着不同的处理，这里面有什么猫腻的因素，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我说的是一种梦幻，但我的意识告诉我，这是无风不起浪的。

班级的体育委员，叫李福源，他是讷河人，他的个子较高，相貌也不错，大眼睛，是个很正派的人。大约是冬季，他生病了，开始的症状，像是感冒，整天地躺在宿舍里，不能上课了。

后来，他请假要求回家，没有得到批准，当时，风传：说他不是有病而是闹情绪。班主任听信了什么，具体的怎么回事，无可说透。李福源的病情逐步地加重，后经医院确诊为脑膜炎，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还能站起来，当班主任等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把脸转向了一边，一眼都不看他们。

不久，李福源就死了，他死了以后，班主任还哭了，是什么，还是什么，那就说不清楚了。李福源，他的姐姐来了，父母没有来。记忆中，学校给他买口薄棺材安葬了。一个好青年，就这样地没有得到及时地关爱和治疗，鲜活的生命就被毁掉了！

学校食堂好做高梁米饭，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我的大便干燥，很费劲，过了一段时间，我大便时，觉得肛门很痛，大便里还有血，血色鲜红，血很多。

我便去医院看医生。外科医生是个青年男子，相貌清秀，他听了我的叙述之后，进行了检查，确诊为肛门裂。我当时也不懂得何为肛门裂，医生就给我讲解。

我问医生怎么治，医生说需要手术，就是把裂口处割平。当时，我也不懂，他就给我手术了，不久，我便听说，这样的手术，效果更不好，因为，被割之处，要长斑的，发硬，大便时，更容易出裂口了。

过了些日子，听说给我看病手术的青年男医生被抓了起来，说他是坏分子，坏分子坏在男女关系上，具体的情况无可知晓。

不久，西联公社驻军出了一位英雄，他叫邵均冲，失火了，他有病，上房去救火，房子塌了，他就牺牲了。据说，他是个雷锋式的人物，当饲养员的时候，他都亲口尝一尝猪食的味道如何。

邵俊冲牺牲后，有人写他的事迹，但在西联公社农民面前，通不过，说是没有写出来他的真实表现。赵连英老师还给邵均冲写了歌曲。

在我们学校对面的烈士陵园安葬邵均冲的时候，我去瞻仰了。第一次听到哀乐，觉得非常地好听，其意境，非常地合乎此时此景，动人心魄。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乐谱。

每科的一本书，还没有学完呢，就文化大革命了，不上课了。当然，也学习了《炮打司令部》一文，接着，便知道了什么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一类的人物，后来又是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接着，便是纷纷起来，砸四旧，只要是谁说某个东西属于四旧，就砸掉。记得王桂娟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到腰间，好像有人说，这是属于四旧的封建主义。那么，王桂娟就忍痛割爱了。三年级有个姓贾的高个子男生，有人说他的球鞋底部的图案有问题，他就脱了鞋，光脚丫子走路……

那个时候，人们都疯了。

学校开始造反了之后，揪斗学校的领导，斗的最狠的是贾玉金校长，好像牟宝珍调走了，但也被揪回来批斗过，还有教导主任赵国范。

记得给贾玉金戴上高高的帽子，上面写着“打倒贾玉金“的字样。不过，贾玉金非常地冷静，神态自若，对答如流，而赵国范就不行了，他很害怕很软弱的。

接着，还揪斗教师，赵连英就是典型的一个。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教师的日记也被抄了，写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

我们的班主任，大概是没有什么可批的，不知道是谁，将樊老师在元旦之际，自己掏腰包给全班同学买的糖果这些东西也写成了大字报，说是用糖衣炮弹腐蚀青年学生，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想那樊老师心中该是多么地后悔不迭。

据说，河南选后来调回了河南老家，此后，便没有了他的消息。

我们班，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派的，属于红色造反团的。整个学校，分两大派，一是红色造反团，主要是平时的一般化的学生组织的，另一派，便是318造反团，主要是平日里的先进分子组织的。

后来，班级分派了，以杨文学为首的一派，分化了出去，加入了318造反团，主要成员有：杨文学、沈定法、庞艳丽、付国藩、冯广金等十几个人。

其他的人，还留在红色造反团里，领导人就是班长张世诚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来，班级里有了军代表和工代表，军代表是个年轻的战士，工代表是一老一少两个男子。

毕业照相时，杨派没有参加，但杨文学和沈定法参加了。

那时候，出现了红卫兵，就好像小学的少先队员，中学的团员一样的，但我没有成为红卫兵，因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尽管在社教四清运动中改正为中农，也把改成分的证明邮到了学校，但究竟是没有得到学校的认可，所以，我当不成红卫兵，那种落寞的感觉也是不好受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段时间盛行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学校的造反派也组织学生来表演，我那时就喜欢歌唱，遗憾的是我唱不了，于是，我就收集和抄录歌曲，买《红灯记》的歌本，收录了一大本歌曲。

大概是在一年的元旦左右，学校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红色造反团的两个女生去厕所，一个当地的农民趴墙看了她们。她们回来就和男生说了，男生就出去把那个人抓到屋子里，吊起来暴打，打了半宿，结果打死了。

据看到的人说，那个人头部被打得肿得可大了，眼睛红肿得像桃子，满脸是血，躺在乒乓球的案子上。

后来，克山县公安局来人了，问凶手，好些人都说自己是凶手，公安局也分不清到底谁是凶手，只好把红色造反团的几个头头抓起来，其中有个叫黄文举的，别的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把他们几个关了一年多，才放了出来，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教室与宿舍的走廊两端，都堆满了石头瓦块之类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武斗了。有人手拿着棍棒，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四面楚歌的局面僵持了很久。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们班去西河农场劳动，劳动量很大，在场院里扬豆子，装豆子，很累的。晚上，大家躺在木板床上休息。

我突然想起了当日迟淑珍因恋情而写检查的情景来。

迟淑珍的床位的左边是徐秀丽，右边是我，劳累一天了，夜晚之后，别人熟睡之际，迟淑珍点灯熬油的写检查。徐秀丽趁迟淑珍不在时，将迟淑珍的检查偷了出来，我们俩一起看，迟淑珍用十六开横格的白纸，写的密密麻麻好几页，究竟是几页，我也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当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便产生了爱的感觉。”

徐秀丽看了之后，捂着嘴笑，她那时梳着两条小短辫子，笑的样子很可人。

我们在农场劳动将近一个月，疲惫不堪，突然有一天要去北京串联，顿时像注射了强心剂一般，匆匆忙忙地登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太多了，到处都是人，甚至行李架上都有人，去搞大串联的人特别多，大概在大庆附近，我们没有座位，都站着，劳累的感觉又袭上心头，无奈极了。

可是，王书琴却不这样，她在车上和一个大庆的男生唠的热火朝天，不到五分钟，两人就像是老熟人一样地亲热，王书琴高个，很漂亮，最擅长交往。

终于来到了北京，那时，还会唱“北京啊北京，人民的首都，祖国的心脏。”

到北京之后，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小学校里，条件很不好，吃的是馒头，我们这些学子，很革命的，去北大，去清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人家聪明的，借此机会不花车票钱，到处游山玩水，我们却是一本正的革命姿态。实际上，这是革的什么命呀，但那时，心眼就是革命一根筋。

一天半夜十二点，熟睡的我们就被叫起来了，说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人发两个馒头，半根香肠，一条咸菜。有人组织和指挥，排好队，训练了一番。

然后，开拔到长安街上，等待着毛主席接见。天还黑呢，真是又冷又困，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才拥到天安门城楼前。中间是空地，两边是人，人特别多，每一边最前面的是解放军战士，他们手拉手地组成人墙，防止后面的人前拥，后面的人，高喊着，特别地想看到真人真相的伟大领袖毛主 席。解放军战士，个个满头大汗，勉强挡住犹如波涛汹涌的人群。

逐渐地，我们走近了天安门城楼前面，但距离城楼有两百米远，终于，还是看见了城楼上的毛主席了，他高大的身后，便是接班人林彪了，其他的领导人都是谁，就无暇顾及了。

毛主席和林彪，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毛主席挥手，林彪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虽然看见了，但不是很清楚的，然而，毕竟是看到了真实的领袖，毛主席还没有去休息，这真是幸运的了，这就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幸运的是，我们就在此次被他老人家接见了，多么地兴奋与幸福哇。

后来，据说，用汽车拉天安门前人们遗失下来的东西，什么鞋、兜子之类的，可见，人是多么的多呀。张玉彦有病了，大家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是病了，被汽车拉走了。

王淑珍晕车，不能坐车了，我就陪着她走，她不让我跟着她，我不干，她说：“不累吗？”我说：“不累。”我还不和她说几句话，只是默默地跟着她陪伴她。我们还迷了路，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驻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们终于毕业了，本来是应该在七月份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晚毕业了半年。

王淑珍在我的日记本上写字留念，是书写的毛主席诗歌，她的字体很浪漫，大概，还有一首诗，是她作的，还是别人作的，我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两句“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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