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叛徒，印象最深的便是《红岩》中的甫志高。甫志高带领便衣特务诱捕了江姐，江姐在无法逃脱时，盯着甫志高，斩钉截铁地说出几个清清楚楚的字：“无耻的——叛徒！”

那么，何谓叛徒？现实中叛徒的定义是有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动或投到敌对的一方去行为的人.叛徒分为两种：1、有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动行为的人。2、投到敌对的一方去行为的人。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的许多政党不同，对党员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既是其自身性质的体现，也是在长期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因此，在今天的入党誓词中，还能见到“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对党忠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等字眼。

在党的历史上，有着许多誓死捍卫信仰、保守党的秘密的英雄人物，像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先后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有经不住敌人酷刑、诱惑而变节的叛徒，象甫志高这样的叛徒，其中不乏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例如顾顺章。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

但顾顺章生活腐化，为了挣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曾经的下属、已经叛变的尤崇新偶然发现。当晚被捕。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顾当即叛变，条件是要面见蒋介石才供出其掌握的机密。

如果没有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中共中央机关将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即使这样，在顾顺章的告发下，仍有两位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遇难。

然而，叛徒通常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因为原来的党组织对危害极大的叛徒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而接纳叛徒的组织一旦认为该叛徒失去了利用价值，也不会重用的。

顾顺章叛变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久即遭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对提倡革命气节的共产党人来说，如果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是一个很大的污点，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轰动国内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1936年8月30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华北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年7月，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年9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开始局部反攻。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正着手进行。

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

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论，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却又将它作为一桩历史疑案，重新提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欺骗各中央委员。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如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据说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这起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们怕张闻天如实说出当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议的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和关押监护。

1968年4月的一天，两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了张闻天。  来人自称是“康老”派来的，他们严厉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原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之前曾向张闻天追问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杳无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自己批准的。于是，祸从天降。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将张闻天夫妇带走，实行关押监护。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监护才被解除。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真理终会战胜邪恶，问题总会水落石出。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如今身处和平时代，公开叛变投敌的党员基本无几，但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代言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大肆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新的变节行为，值得关注，党和国家应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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