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毕飞宇，是读他的小说《玉米》《玉穗》《玉秧》。阅读的过程通顺流畅，读完后如吃了仙果般熨帖，丝毫没有阅读某些晦涩的先锋小说时的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的痛苦煎熬。从此便对毕飞宇格外留意：毕飞宇，男，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7年赴南京任教，从教五年，1992年进入《南京日报》社，1998年供职于江苏作协。作品《哺乳期的女人》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青衣》、《玉米》获中国小说学会奖、冯牧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可以发现，以上毕飞宇获奖的作品不论是《哺乳期的女人》，还是《青衣》、《玉米》，都延续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强的可读性。三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各不相同，但都如磁石般吸引着读者，使其一旦读了，便不忍释卷。而最近毕飞宇的新作《推拿》也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这一特点。“没有光”的盲人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本身就令人好奇，以“推拿”这一盲人特殊的谋生手段作为切入点更为它的可读性加上了双保险。

毕飞宇这几部作品的可读性毋庸置疑，但在读完之后，人们记住的却并不是小说的某些人物，印象深刻的往往是文中的几个极为极端的细节。比如《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的哭声和惠嫂的母性，《青衣》中马路上筱艳秋滴在雪地上的黑色液滴，《玉米》中玉米在家里饭桌上运用权力的自如，《推拿》中盲人同正常人一样的激情与渴望等等。人物形象鲜明却并不栩栩如生，好像偏执狂般表达着作者分配给他们的某些理念。作者过分夸张了这些人物的某一方面，将她们复杂人性的其他方面修剪得过分干净，尤以筱艳秋和玉米最为典型，使得她们有鲜明的特点却只有这一个特点。夸张的情节，增加了阅读的趣味；偏执一端的人物，减少了接受的难度。然而就连作者本身也不喜欢他亲笔塑造的这两个人物：“《青衣》里的筱艳秋和《玉米》里的玉米更饱满一些，是两个极端。但筱艳秋和玉米恰恰是我不喜爱的两个人，我写她们的时候几乎在和她们搏斗。”而在作品里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主人公那冷冰冰的态度,他写出了她们的偏执，却没有写出这些人物的痛苦和反思，更没有指出她们灵魂救赎的出路。而作品的可读性极高，人物形象内涵却并不丰富，恐怕也是毕飞宇某些作品水平遭受某些人质疑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一质疑并不成立，毕飞宇1991年发表在《花城》第一期的处女作《孤岛》，走的便是先锋小说的路子，稍后的《叙事》《楚水》也是如此。“而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1]这与通俗毫不相关。而毕飞宇创作取向的变化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与90年代初某些先锋作家降低探索的力度，以增强作品的可接受性类似，毕飞宇的创作也由最初的形而上的探索到现实生活的描摹，这种转变是否会降低了毕飞宇的创作品格？这些作品与90年代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庸俗描写有何区别？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由《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到《在细雨中呼喊》再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展示了先锋文学与现实一定程度的妥协，与余华相比，毕飞宇的转变则更多地出于自己的选择。关于创作取向变化的心理过程，毕飞宇这样写到：“大约是1995年的夏天，我阅读的依然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一个文学之神，但是，在那一个凌晨，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我至今愿意承认博尔赫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然而我不爱他了。就这么简单。……我渴望变，往哪里变呢？我不知道我想强调的是，我所渴望的变化不只是叙事形态上的，而是我究竟要写什么，我到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与这个世界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2]。在这种转变中，毕飞宇并没有流于对日常生活的作漠不关心的如实描摹，而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和疼痛，关注为人忽视的盲人群体的生活和心理，虽然缺少足够的反思、救赎，却真切生动地写出了病痛：情感的荒芜与功利，人性的美好与卑劣。

另一方面，毕飞宇作品中“性”的描写在某些作品中也比较突出，比如《哥俩好》《因与果在风中》等，而在其大部分作品中，“性’的描写、反思都成为毕飞宇完成作品的重要支柱，比如《哺乳期的女人》中除了惠嫂之外的断桥镇人们对旺旺举动的卑劣评判，《青衣》中筱艳秋的舞台命运与其夫妻生活的联系，《玉米》中飞行员彭国梁的退婚对玉米的关键性影响，玉米与郭家兴以性换取权力的畸形关系，《推拿》中对小孔情欲的叙述，《是谁在深夜说话》中小云的两次偷情，《林红的假日》中青果开放的性观念对林红的影响，《家里乱了》中幼儿园教师乐果的堕落等等，毕飞宇曾说“性有时候所包含的意义真是出乎我们的想象”，事实上，毕飞宇的观点在其作品中得以实践，《白鹿原》开篇对白嘉轩的“命硬”连续娶妻的描写引发争议，我们也应对毕飞宇作品中性的描写作出评判——是为了吸引目光的庸俗趣味吗?

毕飞宇表示，“我描写性的时候相当节制，我抱着审慎的态度”，“我不反对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性，但性的背后是人，珍惜性也就是珍惜人”。同毕飞宇的态度一致，虽说性描写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已变成日常叙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占一定的笔墨，但它们在作品中丝毫没有哗众取宠，喧宾夺主之意，反而更好地更深入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以《青衣》为例，被迫离开舞台到戏校任教的筱艳秋，走在“公园鹅卵石的路面上不像一个行人，而更像一个梦游者，一个失魂的走尸”[3]，再也无法饰演嫦娥的筱艳秋把自己匆匆地嫁了出去。二十年后知道又能上台的筱艳秋喜出望外，一改往日的勉强敷衍，与丈夫近乎浪荡的一晚，充分表现了筱艳秋多年的压抑，今日的重生。“她像盛夏狂风中的芭蕉，舒张开来了，铺展开来了”“筱艳秋像换了一个人，陌生了”[4]

，离开舞台的筱艳秋有如走尸，只有饰演嫦娥才会让她感到自己真实地活在这个世上，嫦娥这一艺术角色对筱艳秋的意义，筱艳秋对艺术理想的执迷，便在这作为关节点的这一晚表现无遗，而也正是这一疯狂的夜晚使筱艳秋再度与舞台绝缘。从而推动情节进行下去，使得筱艳秋的痴迷更深入地展现出来，而《玉米》中的玉米为了使家庭重获权力的庇佑，匆匆嫁给刚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玉米对自己身体的冷静把握，当作获取权力的媒介，与郭家兴畸形的生活也反映出玉米的性格——如同之前抱着小八子全村展览以羞辱与父亲关系不正常的女人时的坚硬。由此看出，性在毕飞宇小说中既是情节动力，又在塑造着人物，言说着小说的意义。

总之，毕飞宇是一个表达力极强的作家，他作品的可读性甚至吸引了众多非专业领域的读者，其作品最基本的特征，“便是能对世俗与超越、经验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进行某种兼顾，便是力求让超越源生于世俗，让超验植根于经验，让形而上蕴涵于形而下”。[5]

[1]龚佩珊：《毕飞宇论》，2008

[2]毕飞宇：《毕飞宇文集·轮子是圆的〈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2004年1月第1版，第1页

[3][4]毕飞宇：《毕飞宇文集·黑衣裳》，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2004年1月第1版，第176页，第179页

[5]王彬彬：《城墙下的夜游者》，见《祖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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