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警院人，一生警院情。”

当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州公安局的前同事晒出贵州警察学院给校友的一封信时，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冒出这句话。

我曾经一度与母校“失联”，尽管我在政法部门工作了五年。那五年间，我可以通过内网轻易地获取母校的相关资讯，可是，五年里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关注过。重新频繁地留意母校的动态，倒是在我离开了政法部门一年多后。母校在“提档升位”的第二年，迎来了第一位正厅级院长，他就是二级教授吴一文博士，吴一文博士深耕苗族文化领域多年，在学界建树颇丰，他既是我多年仰慕的一位苗族学者，也是和我同乡，基于此，我对母校的关注重新密集起来。

不久前，我和吴一文博士在微信群里聊天时谈到我们刚接触时的情景。我说，刚认识您时，我是警校生，您是媒体人，那时候我还来到您在经济二部的办公室拜访过您，没想到十年后，我追随着您的脚步进了媒体，可您却入了警。吴一文博士也跟着玩笑说：我们的经历恰好相反。

毕业当年，恰逢警院建校60周年，或许当时正忙于各种事务，又或者是当时的资讯发布渠道没有现在便捷。我不知道当年的校庆是怎么过的，我只记得，刚毕业那会，自己的心性桀骜不驯，犹如一匹脱缰野马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荒漠里，沉醉于刚解脱“条令”束缚的“自由世界”中，哪还会去关心关注母校的一点一滴，现在想来，真是印证了那句古语：少不更事。

离校日久，母校在我的脑海里正渐变模糊，许多当年的场景也已无法追忆。但有那么几个片段却始终铭记于心，恍若在昨。

地震

2008年5月12日，大概没人能够忘记那个日子。那天的天气极好，碧空如洗，微风拂面，诗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美誉恰如其分。下午14时半许，我们大一的几个区队正聚在综合楼一楼左侧的阶梯教室里上《犯罪学教程》公开课，突然间，感觉课桌在晃动，轻微伴有类似于初次乘坐电梯时的那种晕眩之感。一瞬间，大家都感觉到不太对劲，但当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综合楼可能出现质量问题，为一探究竟，授课老师立即停课出门去了解情况，我们近百号学员仍待在教室里等待。几分钟后，教室外的过道里传来嘈杂之声，是其他教室的同学跑出来了，不多久，老师也返回教室，一边紧张地关闭电脑一边对我们说：“可能是教学楼（综合楼）出现问题了，大家赶快出去避一避。”老师话音刚落，我们马上收拾课本一窝蜂地跑出了教室。此时，众多同学都聚集在旗杆下议论纷纷，每个人的脸上都画满了问号。我在心里想着，要真是这栋楼出了问题，你们扎堆在这里，楼垮了，那还有命吗？我立马对寝室的其他人说，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先回寝室再说。我们寝室是在半坡上的奉献楼，一则高于综合楼，二则距离稍远，安全性大一些。我们寝室的6人刚走到警官食堂那里时，看到副院长正带着几个人围绕综合楼进行检查，刚好遇到一个过路的老师问道：“副院长，是哪里出问题呀？”副院长回答说：“还不晓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是这栋楼（综合楼）的问题，据其他教学楼的老师反馈说，他们也都感觉到了晃动。”听到此，我们决定不先回寝室，就在食堂旁的花坛边坐等消息，想着或许能等到些许答案。大概半小时过去，仍没有听到任何结果，此时，很多同学纷纷回寝，学院已经决定，当天停课半天。我们也决定先回去放书，来到寝室楼下，看到主持工作的副大队长正打开他的车载媒体播放广播，遂也驻足收听。广播的内容是主持人正在连线国家地震局专家，我们也终于从中得到了答案，刚才的课间晃动是因为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7.8级地震（后变更为8.0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正在警官食堂门口出操整队，卖报阿姨怀抱着一大摞报纸穿行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吆喝叫卖，我从阿姨手持的《贵州都市报》上看到，黑白印刷的头版，整个版面只有两个大字作为标题：《国殇》。

安保

2008年6月12日，这天对于所有参战学员来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亢奋的。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这一天，奥运圣火来到贵阳传递。为营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确保火炬在贵阳顺利完成传递，我们这些“准警官”被临时组建进安保队伍里，充实到贵阳有限的警力保障中。经过一周的突击训练，6月11日晚，我们在和风细雨的“陪伴”下成建制编队出征执勤一线。12日凌晨，我们的车队抵达执勤点，或许是为了“映衬”我们首次参加实战的那种激动心情，老天竟然也跟我们开起了玩笑，刚出发时还是细雨和风，一到目的地就变成了瓢泼大雨。

由于下雨太大，带队干部指示我们就在座位上原地待命，并给我们每人发放干粮，那是第二天的早餐。我们在大巴车的座位上闭目假寐，邻座不时传来翻身的响动，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此时没人能够睡着，所有的疲劳、瞌睡已经完全被兴奋所取代。我们参战学员的手机在出发前就已经被统一存放在学院，漫长的雨夜里，只有眯着眼睛坐在座位上不断重复着来回翻身的动作。带队干部比我们多两个特权，一是手机没被没收，在我们正经受无聊的煎熬期待天亮尽早到来的过程中，他老人家却惬意地靠在座位上津津有味地把玩着手机，着实羡煞我们一车人。二是指挥部给他配备了一台对讲机，随时接收警情指令。大概在凌晨4时左右，那台对讲机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根据指令要求，街面将在5时开始实施管制，各个点的警力须于4时30分前到岗到位。指令刚结束，还没等带队干部发出“起立”命令，我们已经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等待接受任务了，此时外面仍在下雨，我们却期盼着早点出去淋雨了。

下到车外不多时，每个人都已被淋完尽湿，伴着朦胧的夜灯，一些身材突出的女同学婀娜的身姿已被完美的勾勒。然而，当时心思已经忽略了形体欣赏，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摆放不锈钢护栏和设置路障劝返车辆等工作中，根据安排，我们的执勤点只是作为后方梯队，主要职能就是维持区域秩序，引导民众尽量往四方分流，以避免人流过多进入主街道造成人群超负荷聚集引发不良后果。

天亮后，人员流动开始多了起来，我们真正忙碌的时候到了。按照上级指令，当天的执勤时段截止到上午11时结束，期间我们每人引导、分流和劝返的人流量大约在千人以上，我仍清楚地记得，整个过程中，经我手放行的人员只有两个，其中一人是个武警中校，他来到我面前还没等我发话主动亮出胸前的执勤牌表示要过去查看他们的队员执勤情况，我微笑点头侧身礼让放行。另一个是身着一身休闲装，很客气地表示他和我们是同行，也在执行任务，并为了消除我的误解主动递出了日常看到的那个熟悉的黑皮证件套，我接过打开一看，烫金的警徽下面赫然印着“侦察证”三个大字。原来是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像我们一样在工作，只不过他们把自己融入到茫茫人海中进行不宜公开的隐蔽性工作。我赶紧合上证件送还对方，和刚才过去的那个武警中校一样，侧身礼让目送过去。除此之外，我一个早上都严格按照指令要求对其他无关的人员进行分流引导和劝返。当天早上执行任务完后，我们乘坐大巴车返回学院，为期一周的成建制安保编队就地解散，归建原来的学员区队管理体制。

供稿

在2008年的大一下学期，我撰写的一篇习作投稿到校报《贵州警院报》（现更名为《贵州警院》）上，后经编辑修改发表在4版的图云关副刊，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在纸刊上发表作品，第一次还得追溯到几年前的高中时代。其实在那篇文稿“落地”前的两个星期（校报为半月刊），我每天都在期待着校报早点出刊，而这份期待，源于编辑老师的来电。当初投稿到校报编辑部的是A4打印纸，编辑老师来电询问有没有电子版，遗憾的是，当时不懂得保存电子文件，在派出所打印出来后，只携带纸质来校投稿，电子版却留在了派出所。我向编辑老师说明因由，他则表示，如果我时间方便，可以去他的办公室用他的电脑重新打成电子版。为此，我特意跑到编辑老师那里重新把那篇文稿一字一句打到Word文档上，之后的日子里便是在期待迎接校报出刊中度过。文稿得到发表后，编辑老师再次来电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次是去领取稿费，在那个年代里，出去到校门口的火锅店吃个乌江片片鱼火锅仅需18元，我一篇稿子获得的稿费足以应付寝室的一顿火锅“大餐”，还可以喝上一瓶10元钱的贵州清醇（尽管学院明令禁止不许饮酒）和抽上4支“蓝黄”散烟（有两个同学不抽烟）。此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定期给《贵州警院报》供稿，在那时看来，写作不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对于像我这样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学员来说，能得点稿费改善拮据的生活局面倒也不失为一个自我减负的手段。

两年里，我平均领取到的每笔稿费均在30元之间不等，最高的一笔稿费是50元，那是在大三上学期即将期末离校前写的一篇篇幅稍长的散文习作。离校前样刊已经出来，不巧的是，稿费并没有跟随样刊同步到位，当第二个学期开学，编辑老师再次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领取稿费的时候，我已经在凯里市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实习了，为此，错失了我本人在《贵州警院报》发稿史上获得的最高一笔稿费的机会。

7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再次回到母校，电联得知其他同学都还各自在当地游荡，我有些失落，决定放弃了在母校留宿最后一夜的打算。当天下午，向学籍管理科交回学员证，并领到了毕业证书。那本16开的红皮证书宣告着我三年的警院生涯彻底结束。我走出校门，在站台那里坐上了46路公交车离开了警院，当天下午就乘坐火车回到凯里。

就此，我与母校一别至今。十年来，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走上他们心仪的工作岗位，而自己的人生却并不出彩，我曾多次跳槽，在政法部门和传媒单位之间频繁转换工种，到头来仍然一事无成，也就无颜面见昔日师友，只想让自己与外界隔绝，以逃避自己失败人生的那种负疚感。

尽管如此，在看到母校发出的给校友的一封信后，还是情不自禁地在键盘上敲打出这些不成文体的文字组合。

“三年警院人，一生警院情。”我注定与母校难以割舍的，只怕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那份警院情结。